過化與施教——王陽明的講學活動與黔中王門的突起
作者：張新平易近
來源：《孔學堂》2022年第2期
摘要：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后，針對年夜、小兩種傳統受眾的分歧，開展了一系列的講學活動，既吸引了大批處所通俗平易近眾，化導移易了平易近間社會風俗，也培養了不少科考讀書士子，構成了王學地區學派的中堅。貴州既是陽明的“過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區。而黔中王門學者受陽明心學思惟的沾溉，主動踐行“知行合一”實踐哲學精義，不僅人才群體濟濟興盛，即代表人物亦卓犖彪炳。他們或“得陽明之和”，或“得陽明之正”，遂“承知己之派以開黔學”，構成了全國最早的陽明學地區學派。無論剖析或討論陽明心學的地區分布狀況及思惟生態結構格式，還是研討或書寫有明一代思惟學術發展變遷歷史進程，黔中王門作為突起于邊地的一年夜心學學派，都是必須客觀正視不克不及繞過的主要文明現象。
關鍵詞：王陽明 黔中王門 儒學進邊 心學傳承
作者張新平易近，貴州年夜學中國文明書院榮譽院長、傳授。
年夜綱
引言：余姚之學成于龍場
一、悟道與講學：全國無不成化之人
二、因材施教：年夜、小兩種傳統受眾的區分
三、從平易近間到官方：心學思惟影響范圍的擴年夜
四、培養精英：“知行合一”說的面授與傳播
五、授學樂群：黔中王門門生的人數規模
六、先立乎其年夜者：黔中王門學者的圣學功夫積累
七、刊刻典籍：學術思惟資源的傳播
八、薪火相傳：承知己之派以開黔學
引言：余姚之學成于龍場
王陽明正德三年（1508）“龍場悟道”的思惟史意義，自明代以來即不斷有學者論及。例如，王陽明門下年夜門生錢德洪便曾清楚指出：“先師（陽明）始學，求之宋儒，不得進，因學養生，而沉酣于二氏，恍若得所進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年夜悟‘知己’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1]萬歷年間曾進黔考核陽明行蹤遺跡的貴州巡撫郭子章也認為：“海宇譚圣學，半宗余姚，余姚之學，成于龍場。”[2]具見“龍場悟道”既是陽明平生思惟發生轉折的關鍵，也是他創立心學體系的開始。持類似見解者另有江右王門學者胡直：“陽明師長教師抱命世之才，挺致身之節，亦可以自樹矣，然不願已，亦其本性向道故也。過岳麓時，謁紫陽祠，賦詩欽慕，豈有興趣于異同？及至龍場處困，動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底本不在外物，而在吾心，始與紫陽傳注稍異。”[3]亦可見陽明之學在朱子之外，別開一年夜學派，構成二水分流之態勢，實得益于其困頓中之身心親身經歷，肇端于龍場之年夜徹年夜悟，絕非有興趣與朱子立異。平生狷狂又極為謹記陽明的李贄，更認為陽明在龍場：“顛倒困踣之極，乃得徹見真性。是困而知之圣人也，年夜非象山師長教師之比也。其屢屢設法教人先知后行，又復言知行合一，復言靜坐，卒以‘致知己’三字為定本。則以時方風行朱學，雖象山師長教師亦難免數百年禪學之冤。嗚呼！陸子靜耳何曾聞一句禪語，目何曾見一句禪書乎？冤之甚矣，況王師長教師哉！”[4]其說稱陽明“教人先知后行，又復言知行合一”，允當與否，姑暫不置論，然“知行合一”之說發端于龍場，當與“徹見真性”有關，歷來學者無異言，是說亦決然無疑義。可見“龍場悟道”無論于陽明個人，抑或于整個明代思惟史，此中也包含黔中王門的構成和發展，都有極為主要的歷史性的思惟意義與價值。
陽明在龍場年夜徹年夜悟之后，衝破性地創立本身極具獨特地義的思惟學說時，正值官方意識形態化的朱子學說籠罩全國，人人“固守宋人矩矱”[5]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沉悶時代。與象山一樣，陽明后來盡管屢遭時人譏詆為禪學，但其實還是以儒家經典《年夜學》“格物致知”之旨[6]，依據龍場“居夷處困”自我身心的真實親身經歷[7]，從頭做出了與朱子迥然分歧的創造詮釋，展現了儒家懂得人的靈性性命及其與萬物關系的另一主要思惟進路，倡導獨樹一幟的“知行合一”學說，標志著其心學思惟從邊緣向中間突圍的開始，所謂禪學的批評盡管出于門戶之見，但也反應他的思惟具有重塑典范的嚴重時代意義。
龍場乃貴州宣慰司轄下的驛站，“其地盡屬夷疆”[8]，乃彝、苗、仡佬等族裔人群聚居區，“夷”多“漢”少，即儒家思惟資源亦顯得相對單薄。陽明之所以能在“夷疆”悟道，并在朱學之外別樹一幟，亦與他在當地感觸感染到的占統治位置的程朱官學壓力相對較輕有關，至多他在龍場驛丞任上的講學活動從未有人攻擊為“異端”[9]。是以，不用再過多列舉例證，細讀前引四家之說，即不難清楚陽明平生學問“得力于龍場時居多”，尤其讀其百逝世千難悟道后之詩文尤甚，更可一窺其一派超出之風姿，清楚其真有凡人罕見的“無進不自得之樂”[10]。
與平生學問多得力于動心忍性的“龍場悟道”類似，陽明生平最重視的講學包養網活動，亦即以心學思惟的建構與傳播為鵠的，積極自覺地開展各種“覺平易近行道”的教化活動，既吸引了大批處所通俗平易近眾，化導移易了平易近間社會風俗，也培養了不少科考讀書士子，遂破天荒地開啟與黔地有關的一年夜晚期王門地區學派，以后雖“門徒遍全國，流傳逾百年，其教年夜行”[11]，然假如認真追溯其源頭，實亦以其在龍場驛丞任上的人生史跡書寫為發端，標志著一個可與朱子理學相媲美的心學時代的到來。而黔中王門作為陽明“龍場悟道”后最早產生的心學地區學派，無論思惟史的研討還是學術史的書寫，都是決然不成輕易繞過或忽視的主要歷史文明現象，即便置于全國范圍內觀察也有極為嚴重的歷史性意義。
一、悟道與講學：全國無不成化之人
但是稍感遺憾的是，無論有興趣無意，或許由于黃宗羲《明儒學案》掉載的緣由，歷來學者重視陽明“龍場悟道”的多，關心黔中王門人物活動的少[12]。但假如缺乏了黔中王門產生發展的學術史研討或歷史書寫，不僅陽明自己思惟變化發展軌跡的探討會遭到影響，並且王門后學地緣分布整體形態的剖析也會出現缺環。“龍場悟道”與黔中王門的產生乃是明代王學編年敘事完全結構中不成朋分的兩個主要組成部門。質言之，從時間或空間年夜跨度范圍討論王學的全國性影響，作為陽明悟道及一系列心學活動之地的龍場既不成忽視，黔中王門作為一個主要的地區學派亦不當在史書敘事中有所遺漏。陽明暮年曾回憶其在龍場講學的經歷說：
吾始居龍場，鄉平易近言語欠亨，所可與言者，乃中土流亡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進。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捍格不進，何也？意見先進也。[13]
所謂“言語欠亨”如此，說明陽明生涯的龍場，乃是貴州宣慰使司治下的土司轄地，亦即與漢文明區差異很年夜的“夷區”[14]，借用宣慰司使安貴榮的話來說，“歷代以來皆止羈縻，即拒命，難以中國臣子背叛共論”[15]。因此陽明在“夷區”龍場的講學對包養象，開始重要為“中土流亡之流”的漢人，內容則為他率先揭出并倡導的“知行合一”學說。但是講學後果，較諸其離黔后所面對的深受程朱思惟影響的漢文明區的知識精英（士夫），反出人意表之外埠更勝一籌。而面對當地彝、苗、仡佬多種族裔人群雜居的情況，陽明則“履若中土，居職之暇，訓誨諸夷”[16]，做了大批與“覺平易近行道”有關的講學教化和次序建構任務，時間稍久即“夷人亦翕然相向”，推動了儒家思惟及價值在“夷區”的擴散和傳播。
由于陽明的講學活動吸引了不少邊地分歧族裔的聚落人群，龍場實際已成為“夷區”內部儒家價值傳播的中間，而儒學自己又有凝集人心、維系次序的感化，因此他的講學活動不僅具有學術史與思惟史的意義，同時也具備了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價值。無論“儒學進邊”或“儒學下鄉”，他都做了積極有用的推動任務。類似的例證可舉者尚多，譬如錢德洪便認為：“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17]嘉靖《貴州通志·本傳》也稱他“時集夷人老幼，親狎教導之”[18]。清人更常常說他“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砍木為屋，以棲守仁”[19]。均可見無論身教還是身教，他都做了大批“過化覺平易近”的任務，并擴年夜了儒家思惟和價值在“夷區”的傳播范圍。他后來批評門下門生說：“你們拿一個圣人往與人講學，人見圣人來，都怕走了，若何講得行。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20]顯然與早年在龍場針對鄉村平易近眾進行教化任務獲得的經驗有關。他與朱子有別的“親平易近”思惟的產生與構成，當也離不開龍場驛丞任上與“夷人”和諧相處的生涯實踐體證經驗。
陽明平生之思惟理論或學問，以“龍場悟道”為起點，集事功、品德、學術三者為一體，“上欲以其學輔君，下以其學淑吾平易近，倦倦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全國蒼生”[21]。無論“誨擾諸夷”還是“因俗化導”，都是一種自覺主動的性命實踐行為，都繼承和發揚了孔子“有教無類”的精力文明傳統。他在龍場年夜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22]，顯然也是可以推己及人，不分高下貴賤，無論族群類別，能夠廣泛一切人的性命存在的。因此不僅“全國無不成化之人”[23]，同時更應落實為以“有教無類”為出發點的講學實踐，二者作為一種最基礎的教化原則，包養當然也應該是廣泛或普世的。恰是本此“有教無類”的教化原則，陽明才始終不忘以德化俗，以“親平易近”的方法開展各種教化任務[24]，重要安身于平易近風習俗的改包養網良，重視人倫社會次序的建構，盡量以淺近平易的方法，講解通俗平易近眾都能接收的內容，遂使風規習俗差異很年夜的“夷人亦日來親狎”[25]。陽明曾有《寓貴詩》云：“村村興社學，處處有書聲。”[26]可見儒家價值在當地已有廣泛深刻的傳播，當亦離不開陽明直接面對“夷人”講學化導的歷史性功績。
陽明千里投荒初至龍場時，面對各種人生難以忍耐的苦難，亦嘗“為歌詩，調越曲，雜詼笑，以相解慰”[27]，當然不消除有個人解憂紓困的目標，但實際也是樂教或詩教的一種方式。事隔三十六年后的嘉靖十三年（1544），王杏進黔任貴州巡按史，“每行部聞歌聲藹藹如越音，予問之士平易近，對曰：‘龍場王夫子遺化也’”[28]。從中即不難看到，陽明教化活動植進人心之深。恰是在這一意義上，假如“以黔為文成過化地”，或視為“過化居夷地”[29]，當也是頗為允當或妥適的。
二、因材施教包養：年夜、小兩種傳統受眾的區分
但是，除了面對“夷平易近”做了大批“過化”任務外，更主要的是，陽明還面對處所知識精英或科考讀書士子，以講學論道的義學說理方法，倡導與傳播了他的“知行合一”等多方面的心學新鮮思惟。作為平易近間性的龍岡書院，由他親手訂立的《教條示龍場諸生》個人傳道授業學規，重要以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事黽勉規約，請求受業者不成謂不嚴。此中特別強調“立志”的主要，以為：“立志而圣，則圣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船，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30]顯然出發點是激發來學者堅定人生志向，從而最年夜化地透過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來實現內在人道的“至善”價值，開顯本真保存應有的不受拘束意志與精力品性，最終邁進成賢成圣的終極幻想境域。我們明天當然已無法將陽明講學的語境還原為當時的場景，但如比觀對照後面提到的針對普通平易近眾即所謂“愚夫愚婦”說話的語氣態度，則不難發現無論其施教的方法或言說的內容，彼此之間明顯存在著較年夜的差距。前者立論請求之嚴及盼望依靠之高，顯然只能是針對準備舉業的讀書士子而言的。
陽明龍場驛丞任上規模較年夜的講學，當然以書院杏壇為重要場地（詳后），但陽明平時隨時隨地施教，則無論人數幾多，不拘情勢內容，均針對具體的個人出身處境及當下問題而展開，頗有時機化的生動活潑理趣與妙義，遂多有與學生商討交通對話討論之語[31]，誠乃真正因材施教、平易高超的教化者。今觀陽明《龍場生問答》一文，后人以為乃“貴州諸生從之游”[32]，始有此精妙問答之作。文中“龍場生”與“陽明子”一問一答，雖“龍場生”未必為實指，不過本身設問本身答覆罷了，然仍可見其傳道授業時的活潑機趣，反應了師生間相得無間的真實場景。此中陽明所言：“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成屈也”[33]，頗能反應其當時的人生際遇和守道心情，只能是針對來學“諸生”而非―般平易近眾才會有此言說。而僅僅取上引課勉諸生“四條”及問答語錄兩事比觀剖析，延至清初仍有人抒發感觸，以為陽明一系列的講學活動，乃是“俾尼山之鐸施及羅施鬼國，弦誦流傳，以訖本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徳，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34]。足見其在當地講學的歷史影響，可謂既深且遠。
與門人門生彼此問答的啟發式教學風氣，雖重要構成于龍場生涯期間的講學活動，卻自始至終貫穿了陽明后來整整平生。梁啟超就明確點出了“隨機施教”“教學相長”的特點：“致知己之旨，師長教師（陽明）發之殆無余蘊，其門下之解釋，亦有年夜相發明者。”[35]然陽明暮年“致知己”之說，實際亦有其早年龍場講學活動之淵源。以下兩段陽明的話便頗值得留意：
吾知己二字，自龍場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于學者言，費卻幾多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愉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幾多尋討工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非常著落。但恐學者不願直下承當耳。
某于知己之說，從百逝世千難中得來，非是不難見獲得此。此本是學者畢竟話頭，惋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于聞見障蔽，無人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不難，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36]
由此可見，“龍場悟道”作為陽明思惟史上的嚴重事務，特別是以“百逝世千難”換來的包養網人生親身經歷經歷，為其暮年知己說的登場揭出，作了歷史性和思惟性的準備。所謂“不出此意”如此，亦說明早年的“知行合一”說與暮年的“致知己”思惟，二者的言說方法盡管分歧，但本質上仍可彼此詮釋。雖“知己”一語更能洞見本體之全體年夜用，但“知行合一”作為一種性命行動的原則，當也不克不及離開知己形上本體的展開和落實。以陽明暮年在江西揭出的“致知己”說為觀察視域，回看其早年在龍場倡導的“知行合一”思惟，必能更好地厘清其思惟發展變化的邏輯線索，看到其思惟發展層層推進、層層晉陞的連續性和一貫性。而這類頗具哲學深意的思惟性、學感性言說，姑不論其早年“龍場悟道”面對的“漢”“夷”雜處邊裔，即便在儒家思惟或知識早已普及的江右、浙中地區，他所針對的對象也絕不成能是普通鄉村平易近眾意義上的“愚夫愚婦”，而只能是有志向道問學的處所讀書士子。誠如清人陳弘謀所說：“陽明師長教師勛業文章，炳著天壤。讀其文集，所言為學，專尚致知己，不免難免開后來蹈空之弊。”[37]所言既指陽明文集中的“為學”之語，當然也應包含龍場年夜悟后為諸生所撰的種種進德修業之文。而所謂“蹈空之弊”只能是針對王門后學偏離師說所發之論，與受過陽明“過化”影響的普通社會平易近眾完整無關。
非常明顯，陽明在其龍場驛丞任上期間，針對年夜、小兩種文明傳統的實際，展開了一系列的“有教無類”的教化實踐活動，而所謂“有教無類”并非就是一刀切地不區分環境和對象。一方面，他根據鄉村草根平易近眾的社會習俗、生涯實際，傳播了大批具有普世特點的儒家思惟及人倫價值，作了不少以“親平易近”實踐活動為出發點的因俗化導任務，推動了邊地社會次序的內地化建構和變遷發展的具體歷史進程；另一方面，他也面向處所知識精英宣講了不少本身的心學理論思惟，做了大批以心性自我覺醒和實踐性鍛煉為出發點的人才培養任務，構成了以后不斷在地區空間上擴年夜其涵蓋范圍的邊地心學傳播區。假如說前者為后者準備了社會泥土和心思氣候等政治文明生態條件，那么后者則在前者供給的歷史條件基礎上回饋性地醞釀構成了邊地難得一見的心學地區學派。無怪乎錢德洪歸納綜合陽明在黔史跡，要說“士類戴德，翕然向風”[38]。王杏也認為“師長教師（陽明）好事在全國，遺澤在貴州，公論在萬世”[39]。均可見黔中對陽明而言，不僅是他的“過化”之地，其誘導邊地民氣移易風俗之功不成謂不年夜，同時也是他的“施教”之區，其啟發處所知識精英反躬自悟本意天良真性之力不成謂不深。無論著眼于陽明個人的心路跋涉變化發展歷程，抑或追蹤他歷年的心學講學傳播活動路徑，甚至觀察隨之陸續興起的各個王門后學地區學派的復雜歷史成因，陽明在龍場驛丞任上與諸生的大批講學互動活動作為一種早朝的歷史誘變現象，都是不成輕易忽視的。
三、從平易近間到官方：心學思惟影響范圍的擴年夜
龍場驛丞任上備嘗艱辛的王陽明，在年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后，面向處所知識精英開展的規模較年夜的講學活動，均重要集中在龍岡、文明兩個處所書院。龍岡書院的具體地址，明嘉靖《貴州通志》載“在治城北七十里龍場驛，正德間，驛丞王守仁建”[40]。郭子章萬歷《黔記》亦云：“龍岡書院在治龍場驛內，正德間王文成守仁建。”[41]陽明自謂：“諸夷以予洞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悵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42]耿定向則稱陽明貶謫龍場，“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砍木，為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43]。足證龍岡書院雖為陽明親手創辦，然具體建築仍獲得了當地“夷人”的無私幫助，稱名則與諸生配合磋商后才最終確定。
與龍場驛相距不遠的龍岡書院，雖為平易近間私家性質的講學杏壇，重要傳授與官方朱子學明顯有別的陽明個人的心學思惟，尤其是“心即理”“知行合一”等當時極為新穎的理論主張。一時口碑相傳，“貴之諸生，無遠近，皆裹糧從之游”[44]。其聲勢影響之年夜，歷來罕有黔省其他書院可比。具體到講學規模之鉅細，後人亦多有描寫。例如，明人王杏便明確說：“聽講居平易近環聚而觀如堵焉，士習用變。意者文教將暨遐方，天假師長教師行以振起之乎？”[45]清初田雯更盛稱：“當日坐擁虎皮，講習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卉衣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門庭。”[46]田氏之說雖為異代遙想，然與王杏所言互觀對比，即便有所夸年夜，亦必離事實不遠。而聽講者當然多為來自各地的知識精英，但也有不少當地漢與非漢的通俗草根平易近眾。
文明書院在“貴學憲公署之左……詰所從始，正德問督學使毛公既辟公署，即置館于此，以育蒙士”[47]。具體而言，也可說在“省治城內忠烈橋西，既元順路儒學故址”。“弘治年間，提學副使毛科建；嘉靖間，提學副使蔣信重建”[48]。與龍岡書院為平易近間私學杏壇分歧，文明書院則為當局官辦講堂。毛科（子應奎）“與守仁同鄉”[49]，時任貴州按察司副使，“首以學校為務，恒念貴陽士子雖涵濡圣化之久，人才未底其盛，況初學小子，立志不確，問學罔進，深以為慮。乃建書院，擇師儒以陶镕之”[50]。遂與陽明時有來往，并禮聘其前去文明書院講學。因此“及科致仕歸，守仁為文以送之，又嘗為之撰《遠俗亭記》”[51]，可見過從之密。
有關毛科禮聘陽明講學事，據后者《答毛拙庵見招書院詩》：“野夫病臥成疏懶，書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范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52]足證毛科的確曾聘陽明赴省會治所文明書院講學，詩中“法象”“虛席”等用語，適可見毛科先有函致陽明，極盡“稱揚”之事。而陽明自知一介謫官，遂以謙詞稱疾推辭，然黑暗未必就毫無觀察其能否真具誠意之想。是時陽明尚未完整從政治危機的陰影中走出，難免不對朝廷邊疆年夜員的立場態度心存疑慮。毛科的回函今存文獻已不見有載，然證以繼任者提學副史席書（字文同，謚文襄）之說“曩者應光毛師長教師在任之日，重辱執事，客居書院俯教，承學各生方仰有成。不料毛公偶往執事，遂還龍場，后生咸掉依仗”[53]如此，則可識陽明最終仍接收了毛科的禮請，由謫居龍場赴省會貴陽，為科考諸生開講于官辦之文明書院。
毛科離黔之后，同樣是提學副使的席書，出于培養處所讀書士子的考慮，加上敬慕陽明的人品節操，一方面專門往函禮邀陽明講學，稱“執事文章氣節，海內著聞，茲謫貴陽，人文有光，遐土年夜慶……即今省試已迫，愚意欲候文車至止，處分就緒，乃議巡試之期”[54]；另一方面更“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55]，專程“自龍場延公（陽明）于文明書院，以教諸士。當是時，不唯貴陽諸士得聞所未聞，而文襄公之學亦由此進修遠詣，至今貴陽稱善教者必曰文襄。則陽明公切磨之功，固不成誣”[56]。陽明于患難中得此至交，亦構成一段難得的歷史佳話。
陽明最後“居龍場有龍岡書院”，后又“居會城有文明書院”[57]，可說是“官事簡于執政，師道尊于牖世”[58]。然較諸具有平易近間性質的龍岡書院講學稍有分歧的是，陽明在官方主辦的文明書院開壇授課，更多的則是面對準備科考舉業的讀書士子，若何處理本來不用考慮的授學內容與科考課的關系，便不克不及不提上了議事日程。也正因這般，席書致函禮聘陽明講學時，遂特別強調“誤全國之豪杰者，舉業也，然使全國士借是而知所向上者，亦舉業也”。他同時又引宋儒之言云：“科舉非累人，人自累科舉。”而“今之教者，能本之圣賢之學，以從事于舉業之學，則亦何相妨哉？”[59]這是充足清楚陽明之后才幹發出的能感動對方的花言巧語，可見禮聘陽明講學乃是具有朝廷年夜員成分的席書周到考慮后才做出的決定。
與席書對科考的見解完整分歧，陽明從本身平生求學經歷的立場出發，也同樣認為“士正人有志圣賢之學，而專求之于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所以取士，士雖有圣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所以進，終不年夜行于全國”。何況“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于圣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于伊、傅、周、召矣”[60]。即在陽明本身，也是“早以文學進于事理，晚以事理發為文章”[61]。席書與陽明一樣，亦為進士出生，都以圣賢之學為職志，為官“服御儉約，寮屬多所傳染感動。公余唯喜論學，嘗著《鳴冤錄》，以明陸象山之冤，學者多所開悟”[62]。甚至在晚期面對患難之中的陽明，亦頗能認同其與朱子迥然有別的心學。因此即便在舉業問題上的見解，二人也言雖異而實分歧。陽明能在官方主辦的文明書院不受拘束發抒其思惟，朝廷邊疆年夜員席書的認同與支撐乃是決定性的條件條件。
從文明差異性極年夜的屬于土司管轄的“夷區”龍場，移至具有地緣政治文明中間意義的省會貴陽講學，由平易近間私家施教傳道轉進與官方一起配合的學業授受，而其所傳所授又為源自個人心性體悟并有儒家經典可以印證的圣賢之學，此中必定會有與科考舉業必備的朱子官學課目明顯分歧的個人心性論思惟。是以，陽明在省會文明書院的講學活動，其歷史象征意義顯然非常嚴重。它不僅意味著與朱子迥然有別的另一新穎獨特的心學思惟傳播地區的敏捷擴年夜，人才培養數量規模的急劇增添，同時也象征著陸學之后又一以“王學”為符號標志的理論學說的劃時代突起，其勢頭之強勁甚至很快就獲得了代表朝廷的處所當局的認可，官學籠包養罩下的沉悶思惟世界開始衝破性地吹拂起陣陣來自邊裔的新鮮空氣。從這一觀察視域出發，假如說龍岡書院是全國第一家弘包養網心得傳陽明個人心學思惟的平易近間包養網私家講學要地，更多的是針對當地的鄉村草根平易近眾，那么文明書院就是全國第一家倡導陽明個人心學思惟的官方講學機構，重要針對的是當地的科考生員或士紳精英。陽明心學后來之所以風行全國，當然重要得力于門下門生王艮、王畿等后學人物的發揚光年夜[63]，然窮流溯源討論其晚期的流衍傳播，則不克不及不首推席書、毛科兩位處所當局年夜員禮聘其講學之功。
四、培養精英：“知行合一”說的面授與傳播
以龍岡書院的平易近間講學活動為基礎，陽明受官方邀請前去文明書院，遂憑借省會政治文明影響輻射中間的有利條件，進一個步驟面向更多的受眾倡導和傳播其心學思惟。是時陽明雖仍在龍場驛丞任上，然“為時甚暇，故得從容講學”[64]，而“貴之諸生，無遠近，皆裹糧從之游”[65]，從游受學人數規模明顯有所擴年夜。一時社會聲勢影響廣傳，“士類戴德，翕然向風”[66]，此中多數為科考讀書士子，亦有不少處所知識精英。因此“不唯貴陽諸士得聞所未聞，而文襄公之學亦由此進修遠詣，至今貴陽稱善教者必曰文襄。則陽明公切磨之功，固不成誣也”[67]。以此觀察陽明“龍場之謫”，也可包養網比較說乃是：“天假手于瑾玉王公于成者。公始以文章氣節自負，至黔始悟知己，以養圣胎，龍場其陳蔡也。豫章己卯之亂，繇公而敉，龍場其隆中也。……至謫于黔者，幸公自寬；宦于黔者，依公為儀。其有功于黔，豈曰柳永、韓潮已哉？”[68]
由此可見，陽明在文明書院的講學，由于獲得了席書政治與學術上的雙重支撐，不僅表白他開始走出了政治危害的困局[69]，同時也標志著他已徹底擺脫了朱子學的困擾束縛。誠可謂“三年瘴癘不克不及侵，何陋翻能施教澤”[70]。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為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缺乏，則亦不敢遽排眾好，奪時論”。正因為這般，則席書之獨具慧眼，敢冒全國之年夜不韙，竟率諸生“皈依龍場，以驛丞為師也。官為提學，而率諸生以師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況不虞賊瑾之虐其后乎”[71]。如前所述，席書于陽明心學的晚期認同與倡導，不克不及不說有首開一方風氣之功。恰是由于他與陽明的彼此默契與共同，才使后者的講學有了政治與學術的雙重符合法規性，從而能夠加倍有用地衝破處所社會沉悶僵化的官學籠罩局勢，開啟一個新的心學時代強勁剛健、初生勃發之風。時人評價席書，以為“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72]，其說不成謂不客觀公允。
可是，安身于黔中王門地區學派產生和構成的立場進行歷史性剖析，則席書與陽明的彼此默契共同，各自發揮本身的政治成分位置和學術影響優勢，更主要的則是以因緣聚合的方法催生了晚期心學地區學派破天荒般的產生。從龍岡書院到文明書院，由處所土司領地到朝廷流官轄區，不僅意味著陽明個人保存與生涯環境的改變，政治生態格式壓力的減輕，同時也象征著他的講學受眾規模的擴年夜，知識精英群體參與人數的增多。是以，假如說“黔中學派開自陽明貴州龍岡書院”[73]，那么其聲勢之壯年夜則當始自省會貴陽之文明書院。是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後輩，延守仁教之”[74]，無論有興趣或無意，自覺或不自覺，讀書士子既來自全省各行政州縣，他們或多或少總會接觸或清楚到陽明的思惟主張，也就會透過接收消化的方法將其帶回客籍，從而擴年夜了傳播影響的地緣生態分布格式，構成了朱學、王學彼此并峙的多元文明景觀。而席書在聘請陽明至文明書院“訓多士”的同時，也“居恒相與講論，常至夜分”。后人以為陽明“妙悟主旨，倡明知己之學，上接孔孟之傳”[75]，或亦與席書的商討討論有關，陽明回憶“今年與公（席書）論學于貴州”時，亦不由自主地感嘆“受公之知實深”[76]，均可見席書與陽明交誼之深，誠可謂亦師亦友。加上前者“才識敏決，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錄》以明象山之冤，識者韙之”[77]。陽明讀其書后，亦以為“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全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擁護相同從人非笑者相往萬萬罷了”[78]。足證席書亦為有明一代心學運動的主要焦點人物，無論探討黔省王門地區學派的興盛突起，抑或剖析全國心學整體運動的利害得掉，他與陽明的來往過從都是不成忽視的主要歷史年夜事，甚至直接視其為黔中王學的開山，當也是合適歷史之本來實際的。
龍岡書院與文明書院，二者雖一為平易近間私學，一為官方公學，但是以陽明為中間年夜規模聚會講學時，參與聽講的人群數量均極為可觀。此中尤以省會講學規模最年夜，乃至“諸生環而觀聽以百數，自是貴人士知從事心性”[79]。甚至較諸后來的在滁及居越講學，貴陽講學的數量規模也顯得絕不跡色[80]。而自兩漢以迄清，黔地講學亦從未有過這般之盛者[81]。故萬歷年間郭子章巡撫貴州，便盛稱“貴州士類賴以興起”[82]；其歷史影響之長久深遠，乃至“無遠近，無夷漢，莫不尸祝”[83]。而終陽明平生，雖在戎馬倥傯之際，亦不忘講學[84]，然若論嚴格意義上的心性論講學，亦當以“龍場悟道”為時間坐標，必始于黔地龍場驛丞任上無疑。
但是聚講參與的會場人數雖多，除一部門為“士類感慕者”外，亦有不少獵奇前來圍觀的“聽講居平易近”[85]。此中即便是感慕而來的讀書士子，也不克不及一概視為陽明認可的及門門生。證以龍場驛丞任上陽明本身的詩作，如其所謂：“閑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硏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檐下小桃晴更換新的資料；坐起詠歌俱實學，毫厘須遣認教真。”[86]則真能進其室的門生，除年夜型聚會參與聽講之外，必又隨時隨地得從其游。所謂“二三子”如此，即可見其人數必未幾。然既能進其室受其業者，針對大家的根性品質差異，陽明亦必隨時隨地靈活有用地施教，或因病予藥，或密示指點，只是自然應機，安閒隨問作答，要在當下即有震動感應，能夠猛醒內省內省。陽明本身也在循循善誘，看到學生怡然自得之際，不期但是然地吟出“正思講習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87]的詩句，真是相處融融然無有分別，完整一派生成天然活機。顯然未必都要高居年夜殿講堂，才幹說教式地傳宣年夜道，否則便談不上隨機指點，亦喪掉了對話交通的活潑機趣。
是以，假如認真細繹上引“硏幾悟道是何人”“毫厘須遣認教真”等句，則可識其在省會文明書院授業，如與席書暗裡論學，曾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88]一樣，針對其他進室親炙門生，亦必多有類似的啟發式教學。此中最主要者即示人以心性體悟之進手功夫，倡導最能表現其本體實踐學精義的“知行合一”即體即用學問主旨[89]，遠非僅僅在書冊子上憑空逝世鉆硬扣，只了解“改課講題”的三家村學師可以比擬。錢德洪說陽明“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90]，所謂“學者”必以真進室親炙門生為主體。
五、授學樂群：黔中王門門生的人數規模
陽明的在黔及門門生，早在明萬歷年間，郭子章進黔清楚情況后就曾感歎：“王文成謫龍場，黔士年夜夫始興起于學，當時龍場生問答，莫著其姓名”[91]，遂長期影響了對黔中王門的客觀評估。以余重耀所撰《陽明門生傳纂》為例，其搜羅陽明門生人數不成謂未幾，然一旦觸及黔中王門學者，則僅于補遺中列有湯冔（字伯元）、葉梧（字子蒼）、陳文學（字宗魯）三人名姓，雖均為陽明在黔期間親炙門生，仍不過根據錢德洪《王陽來歲譜》掇拾罷了[92]。按錢氏《年譜》述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陽明祠于貴陽一事，遂順便說起“請建祠以慰士平易近之”之“門人湯冔、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93]，上述三人始得以在《年譜》中簽字。然錢氏《年譜》所記，又本于王杏《陽明書院記》。是時恰為嘉靖十三年（1534），在陽明學被官方打成偽學的嚴峻政治勢態下，王杏“以激勸邊人”為正當來由，仍堅持立祠以祭奠陽明，較之嘉靖十六年（1537）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地，早了整整三年，是為全國最早的紀念陽明的祠祀。而王杏敢冒政治風險的所作所為，實又離不開陽明一批在黔門生的一起配合與支撐，有其“師長教師門人湯君冔、葉君梧、陳君文學數十輩，乞為師長教師立祠，以便追崇”[94]之說可證。從中正可見嘉靖年間另有一批陽明親炙門生活躍于包養東北黔省邊地，他們顯然是作為一個學派群體在維護和發揚師說的。
作為一個學派群體的黔中王門，其突起于東北邊地當始于陽明的黔中講學。考徐愛《贈臨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詩曾有句云：“吾師謫貴陽，君始來從學；異域樂群英，空谷振孤鐸。”[95]徐氏（字曰仁）乃陽明之妹婿，早在陽明赴龍場之前，即已進于其門下。除黔中王門受業門生外，徐氏乃最早接收陽明“知行合一”之說[96]，同時極為熟習其在黔史跡掌故者，故所言自當可托。黔中王學親炙後輩，見諸他省王學人物載籍者，湯冔、葉梧包養網、陳文學之外，又多有了一李良臣。唯詩中既言“樂群英”，則人數又何止此四人？
從陽明平生事跡行履看，其最為重視者即講學。就全國范圍論，“當時及門之士，相與依據尊信，不啻三千之徒”[97]。黔中負笈進門門生，必有可再舉其名姓者。值得慶幸的是，天亦不忍湮沒其事其人。早在陽明離黔赴江西廬陵任，抵達鎮遠轉船之旅次途中，回想顧看，惓惓殷殷，遂手書信札，遙寄黔中及門門生。是札雖未支出《王文成公全書》，然真跡迄今尚保留無缺[98]。據此可知陽明及門門生除前述之湯冔、葉梧、陳文學、李良臣外，有字號可考者另有張時裕、何子佩、越文實、鄒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原銘、李惟善、陳良臣、易輔之、詹良臣、王世臣、袁邦彥、高鳴鳳、何廷遠、陳壽等人[99]。札中簽字雖未必盡得黔中門人之全，然仍可補萬來載籍遺漏掉收之缺憾。其人數規模之多，即便置于全國范圍內比較，一如《陽明門生傳纂》所列，亦毫無遜色。
陽明離開貴陽時，門下門生曾遠道送行至龍里。陽明《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詩有句云：“蹊路高下進亂山，諸賢相送愧間關；溪云壓帽兼愁重，峰雪吹衣著鬢斑。”[100]陽明到達鎮遠后之信札，特地提到當“致謝”送行“遠餞”的門生，并專門請安“各位秋元賢友”。顯然前者即指長程送行至龍里始揮手告別的群門生，后者則為當年鄉試（秋闈）高中的眾門生[101]。而歷來“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冷素之家”[102]。邊地“秋元”高中之門生，必有不少出生冷包養網門，然能以心學人物突起一方，甚至蔚成一年夜地區學派，則不克不及不說是得力于陽明獎掖指點之功。
陽明的黔中及門門生群，除當地讀書士子外，亦有他省遠道慕名前來，統一受業于堂下者。例如，尹守衡《皇明史稿》便明稱：有“朱光霽者，字克明，蒙化（今云南包養網排名巍山縣）人，王陽明謫官龍場，光霽以諸生從講學，自是欲棄舉子業，以父命遂舉于鄉，授重慶府通判”[103]。隆慶《云南通志》也說光霽“隨父之任，得聞知己之說于王陽明師長教師之門”[104]。考其父朱璣（字文瑞）乃貴州左參政，后升按察使。陽明初進黔地，即撰《重建月潭寺建公館記》一文，盛贊“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平易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于巖之右，以為厘祝之所”[105]。其《贈朱克明南歸言》亦說：“朱光霽，字克明，廉憲朱公之子也，嘗與其兄光弼從學于予，舉于鄉游太學。”[106]足證陽明與朱氏兩代皆有交誼，從其游者除光霽自己外，胞兄光弼（字克相）亦曾同往受業，并與黔籍學者交通互動，不僅構成了一個跨省的心學士人群體，同時也推動了東北邊地心學學派的產生和發展。更主要者，朱氏一門乃云南“世家鉅族”[107]，又承知己之教，家傳陽明心學。他們兩代人與陽明的來往，不成能不對處所社會產生影響。尤其泰州學派學者羅汝芳經黔進滇，任云南右參政后，自覺“六合萬物一身，無不成教之人，政暇集士夫于書院，更端問難，響答如洪鐘，人人虛往而實歸”[108]，繼陽明黔中講學及朱氏家族傳衍推廓之后，進一個步驟加速了“儒學進邊”的歷史發展進程，強化了儒家學說建構邊地社會次序所發揮的影響感化，陽明學也是以成為東北處所社會不成忽視的主要精力思惟資源[109]。而朱氏一門兩代人作為南滇精英人物的代表，他們所發揮的承上啟下的歷史感化亦斷不成輕易忽視。
六、先立乎其年夜者：黔中王門學者的圣學功夫積累
陽明在黔中講學施教時，便極力反對舉業士子“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茍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110]，很是不滿將科舉視為進仕謀利敲門磚的功利化社會行為。他認為即便登第進仕，也要以修己治人為最基礎目標，成績一番治國平全國的人鬧事業。與陽明的見解類似，席書也反對將科舉完整視為“利祿之媒”，認為無論任何時候都必須“進以前人之德業”，身心一體方單進“圣賢之學”，從而達致“風動于品德仁義之域”的次序化建構目標[111]。而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當也獲得了席書的認同。其說強調“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成分作兩事”[112]。是以，陽明與黔中及門門生討論學問，如前引徐愛《贈臨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詩所云：“文章自余事，道義領深約；南宮屈有待，東州教相許”[113]；必時時處處示以“圣學”功夫，勸勉告誡一切來學者以立志成圣成賢為鵠的。考李良臣為嘉靖四十三年（1564）舉人，次年景進士；陳文學為正德十一年（1516）舉人，十六年（1521）成進士；湯冔與陳文學同年舉于鄉，先一年景進士；葉梧正德八年（1513）成舉人；朱光霽為正德八年（1513）舉人，其兄光弼鄉薦則在嘉靖七年（1528）。陽明在黔中講學授業時，上述諸人尚為生員，是以無論席書“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114]陽明，或由其禮請陽明“居文明書院為諸生講知行合一之學”[115]，他們作為親灸受業門生，都必定同列于門墻之內。
陽明早年即篤包養志圣人之學，謫居龍場期間又年夜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因此其傳道講學活動，必定也以點醒別人發明本意天良真性，能夠步進成賢成圣正路為終極目標，始終不悖儒家“任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的一貫主旨。而前來聽講者雖多鄉里之士，亦不乏有志圣學者。此中如陳文學，乃包養網貴州前衛人[116]，“年十余即能詩文，以諸鬧事陽明，乃潛心思學”[117]。曾官耀州知州，撰有《耀歸存稿》《余生續稿》《孏簃間錄》，后由門人合編為《陳耀州詩集》，或又題作《五粟隱士集》。陽明曾有詩贈他：“學文須學古，脫俗往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蔓纏。又如昆侖派，一瀉成年夜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茍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看汝師圣賢。學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118]即是針對其耽于詩文的偏頗，勸勉其消除各種世俗陳言的干擾，專心以優進圣域為職志，成為人間社會不成或缺的真豪杰。陽明曾劇烈批評“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夸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的做法，認為：“今之所年夜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119]取是說與贈陳氏之詩相較，雖一正面一負面，亦可見其對辭章之學的見解，立場可謂前后一貫。而陳氏很早就親得陽明之諄諄教誨，陽明的循循善誘誠乃一派護愛之真心。時人稱陳氏之學“學有自來矣”[120]，顯然并非一時偶發之虛語。
與陳氏同時問學于陽明之湯冔，乃貴州宣慰司人，其與陳文學時相唱和，關系極為密契。據《貴陽府志·湯冔傳》記載，“王守仁謫龍場，師事之”[121]，“得知行合一之學”[122]。后出知潮州府，為京朝官十余年，暮年與陳文學唱和，撰有《逸老閑錄》《逸老續錄》。清人莫友芝撰《雪鴻堂詩搜逸序》，稱“黔自明始有詩，萌芽于宣、正，條衍于景、成以來，而桐豫于隆、萬。……百有余年，榛莽遞開，略具涂軌”[123]。并逐一列舉黔中可圈可點之詩家人物，陳、湯二氏均赫然簽字此中。而“王伯安師長教師謫龍場，公師事之”[124]，陽明告誡陳氏之言，如進一個步驟加以發揮，也可說真有志圣學者，必先立乎其年夜，然后下學上達，直明本意天良真性，以自得為最基礎，所言必對湯氏亦有啟發。
與鄉人陳、湯二人同時，葉梧亦從游于包養網 花園龍場驛丞任上的陽明，席書率諸生以師禮事陽明，葉氏亦必在此中。葉梧亦貴州宣慰司人，曾任湖南新化縣教諭，并與徐愛時有過從。陽明也有書寄他，以為其能“掌教新化，得遂迎養之樂，殊慰殊慰”。同時復般殷告誡說：“古之為貧而仕者正這般，子蒼安得以位卑為小就乎？茍以其常日所學陶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觀感，誠可以不愧其職。今之為年夜官者何限，能免竊祿之譏者幾人哉？”信末又特別鼓勵：“子蒼勉之，毋以世俗之見為懷也。”[125]葉氏既掌教一方，人稱“性醇厚溫和，而立教嚴肅，諸生憚之。嘗以學宮祭器多缺，極力營備”[126]。具見他是以學為教，極力以圣學陶冶接引別人，其人生態度及所作所為，當也與陽明的殷般勖勉有關。葉氏后曾升陜西鎮安知縣。
縱觀陽明平生事功學術，他都盼望能“求豪杰同道之士于全國”[127]。而他所謂的“豪杰同道之士”，當然起首要“治人”，即承擔家國全國的年夜任，但更主要的是能夠“修己”，即留意本身的人品涵養晉陞，甚至一念發動之微也是功夫不成忽視的下手處。個人的人格完美與社會群體的整體性完美，在陽明一類的儒家人物看來，二者從來都是不成朋分的。是以，陽明在《贈朱克明南歸言》中，便極力告誡他與黔中王門門生，強調為學之第一要務，即是若何“變化氣質”。所謂“變化氣質”，舉例言之，則譬如“其未學也，粗魯者也，貪鄙者也，虛誕者也，矜夸者也，輕躁者也。及其既學，粗魯者變而為溫良，貪鄙者變而為廉介，虛誕者變而為忠信，矜夸者變而為謙默，輕躁者變為重厚”[128]。事實上，好像孔子贊嘆顏回好學，能夠“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一樣，前引陽明《教條示龍場諸生》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條[129]，都既是儒家性命學問廣泛性的為學之方，也是每一個體針對本身弱點變化氣質之法。因為假如丟掉了存養克治的功夫，氣質長期昏濁而僵滯，“則物欲感而過掉易生”，必定“改變難而洗滌不易”。即便真能做到“神明之發，及其存養之純，雖其天姿之高，亦由好學之篤”[130]，不成能離開平時點點滴滴的功夫積累。此中窮理的實踐當然不克不及少，但更主要的則是養氣的功夫，需求從靜中收攝精力，周全調適整個心智情義結構。陽明恰是有鑒于此，以“變化氣質”為出發點，特別開出了五劑人生治病的藥方：“溫良者粗魯之劑也，能溫良則變其粗魯矣；廉介者貪鄙之劑也，能廉介則變其貪鄙矣；忠信者虛誕之劑也，能忠信則變其虛誕矣；謙默者矜夸之劑也，能謙默則變其矜夸矣；重厚者輕躁之劑也，能重厚則變其輕躁矣。”并云：“道經湖貴從吾游者多，或有相見者，亦出此致勉勵之意。”[131]具見他的話不僅是針對朱氏兄弟的，也是遍告包含黔中王門在內的一切從游門生的。至于該若何具體下手躬行實踐，則大家的稟性氣質分歧，進門的功夫路徑亦有異差，誠如后來謫戍都勻并推動了黔中王學安康發展的鄒元標所說：“有因守節進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進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進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戰爭。’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也是后人當認真取鑒的經驗談[132]。
七、刊刻典籍：學術思惟資源的傳播
非常明顯，陽明與黔中受業門生的交通互動，無論在黔離黔，見面不見面，乃是長期持續而未中斷的。早在離黔赴廬陵任的旅途中，他便有信談道“梨木板可整理，勿令流失，區區欲刊一小書故也。千萬千萬”，并云“良臣、伯元諸友均此見意”。[133]考王杏嘉靖十四年（1535）之《書文錄續編后》，亦曾明確提道“陽明師長教師處貴，有《居夷集》，門人答問有《傳習錄》，貴皆有刻”[134]；郭子章《黔記》亦載有《居夷集》，并稱“陽明師長教師謫龍場時撰”[135]，該書在陽明居黔時即已編排畢役，離黔時遂記憶猶新保留梨板以備刻印。今嘉靖《貴州通志》、萬歷《貴州通志》及郭子章《黔記》，均收有大批陽明詩文，年夜多為在黔期間所撰，不少為丘養浩嘉靖三年刻本《居夷集》及晚出之通行本《王文成公全書》所未載。此中嘉靖《貴州通志》由王門后學謝東山主修，刊刻于嘉靖十四年（1555）[136]，具有“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跡真”的文獻搜考優勢[137]。書中云陽明“任龍場驛丞，有《居夷集》傳于貴”[138]，則所據必為黔地刻本《居夷集》。足證陽明所云區區“小書”，必指《居夷集》無疑[139]。刊刻時間似當早于丘養浩嘉靖三年本。蓋陽明正德四年（1509）歲杪離黔時，刻書之“梨木板”即已準備就緒，刻書時間絕不成能遲延太久，及門門生李良臣、湯冔等，均曾參與其事，并有讎校之功。尤宜留意者，則是“陽明師長教師之學，年夜成于貴陽，三載居夷，興起甚眾”[140]。因此《居夷集》在陽明悟道之地的刊刻傳播，既可反應陽明個人心路跋涉的艱難變化歷程，也能折射黔中王門興起發展的師資因緣，不克不及不說是東北邊地心學發展史上的一年夜盛事。
除《居夷集》外，黔地所刊陽明著作，以及門受業門生所為為限，至多另有《傳習錄》《陽明王師長教師文錄》《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等三種[141]。《傳習錄》如前引王杏所言，黔地早已有刻本，當為晚期罕見珍稀之書。《陽明王師長教師文錄》今存嘉靖年間刻本，乃“貴州按察司提學道奉梓”[142]，題作“門人陳文學、葉梧重校”。按嘉靖《普安州志》卷三《學校志》著錄“《陽明錄》二部、《傳習錄》一部、《居夷集》二部”，并云均“布政司發下”。貴州巡按御史王杏亦提到，其曾將舊躲黔刊本《陽明王師長教師文錄》，“屬所司頒給之”，以裨“貴之人士家誦而人習之”[143]。萬歷《貴州通志》載“《陽明文錄》一部十四冊，萬歷十九年副使蕭良斡刊”[144]，則是書嘉靖初年利行后，萬歷年間又由官方再次重梓。具見以上三書之發行與頒布流傳，均得力于官方行為，亦離不開陽明親炙門生之校讎編纂，乃進黔宦游官員與處所王門學者共同努力之產物。其書既由官方權力系統分發，則絕不止于普安一地，必當涵蓋布政司轄下之各州縣，甚至觸及個別土司地區，反應陽明撰作傳播的地緣空間范圍已非常廣泛，甚至成為不少處所科考士子常讀之書，天然也為黔中王門的傳衍壯年夜供給了需要的“泥土環境”和“氣候條件”。
嘉靖十四年本《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稍晚出，亦題有“耀州門人陳文學、鎮安縣知縣門人葉梧校刊”等字樣，重要以黔地先已發行之“《文錄》所未載者，出焉以遺之，俾得見師長教師垂教之全錄”[145]。具見《續編》乃是《文錄》的新刊補編本，以前后兩書合而觀之，則陽明著作已年夜體齊備。新刊《續編》本的鋟版，當然離不開王學及門門生的參與，但也獲得了以王杏為代表的官方的支撐[146]。書籍的年夜置刊刻與傳播則意味著思惟與知識的暢通與普及，從而有利于推動處所心學人才群體的構成和發展，參與陽明著作校刻的不過李良臣、湯冔、陳文學、葉梧等數人，但其所代表的還是黔中王門整個心學學派的認同群體。
大批發行陽明平生著作文集，作為黔中王門傳播心學思惟的一種方法，歷數其前后經過，可謂始終堅持不懈，不僅反應了邊地心學學者學術來往活動的頻繁與活躍，同時也體現了宦黔官員對陽明心學的認同和支撐。觀察黔中王門地區學派產生、構成和發展變化的整體特征，二者都是不成輕易忽視或繞過的主要學術文明現象。
稍有需要強調的是，《居夷集》的撰作在貴州、刊刻在貴州，內容所涉也重要為貴州，對黔籍學者尤其是陽明及門門生而言，稍一展卷誦讀，便不克不及不立即覺得親切而無情味，以為其人雖已遠離黔地，精力影響仍長留在山水年夜地之間。而心乃一切價值之源，陽明之心必躲于其書中，讀其書而求其心，求其心而反諸身，則又能滋養涵化本身之境界精力。故黔中王門親炙門生每感其人其事，遂不克不及不有“陽明翁此居三年，覆載吾土六合年夜”之歌吟[147]。而繼《居夷集》鋟版首刻之后，又先后有《傳習錄》《陽明王師長教師文錄》《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諸書的發行，當然起首是源于學理認知的需求，但也有精力感情的劫因。是以，也可說：“師長教師謫寓茲土，遺惠在人，思其人而不成見，故于文致重也。其勿剪甘棠之義乎？”[148]而陽明本身在心智感情上，也始終掛念和關心黔中王門學者，曾有書札寄貴陽諸生說：“吾所以念諸友者，不在書札之有無。諸友誠相勉于善，則凡晝之所誦，夜之所思，孰非吾書札乎？否則，雖日致一書，徒取憧憧往來，何能有分寸之益于諸友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諸友勉之。”[149]雖天各一方，然道義之交，仍靈犀相通，能夠神感神應，彼此鼓勵勸勉。即便陽明去世后，黔中受業門生也時常感懷：“不拜師長教師四十年，病居無事檢遺編；義文周孔傳千圣，河漢江淮會百川。”[150]具見無論是居黔離黔，生前生后，黔中王學門生或仰瞻舊跡，馳念追憶，或摩沙遺編，心機懷想，他們與師門的思惟聯系與精力感應，似乎從來就難有任何人為的阻隔或中斷。
八、薪火相傳：承知己之派以開黔學
當然，作為陽明心學理論和精力思惟的學派傳人，在黔中王門學者或有興趣倡導王學的官員看來，更當強調的是“尊其人，外行其道，想象于其外，不若佩教于其身”[151]。愛崇陽明的最好方法，乃是一自己人均有的天賦知己，自覺主動地投身于人間社會的品德實踐和次序建構事業，謀求人性天道一體不貳的價值幻想，能在具體的現實生涯中公正公道地落實。是以，黔中王門的晚期受業門生，雖相關的學術著作較少，思惟理論上的建樹未幾，但仍能一本師門“知行合一”之訓，既重視最能體現性命自我本真精力的覺悟，也關心無益于社會平易近生福祉的踐履[152]，以為覺悟不離踐履，踐履不離覺悟，二者本來一體，不克不及須臾朋分。這當然也是一種“身體而力行”之學[153]，在黔中王門學者的身上表現得尤為凸起。
晚期黔中王門的第一代學人，重要以陳文學、湯冔、葉梧等三人為代表，較諸后來相繼突起的第二代學人孫應鰲（字山甫）、李渭（字湜之）、馬廷錫（字朝寵）等，前者當稱為“前三賢”，后者則應名為“后三賢”。“前三賢”中葉梧史跡見諸載籍者起碼，姑暫不置論。陳文學詩作“年夜半在溪山花月杯酒游覽間，觸趣而發，不強作，其沖澹如栗里，蕭散如蘇州，沉郁醞藉如少陵”[154]。又不滿官場暗中，“杜門養疴，一切圓滑罔預。稍閑，即與圣賢對”[155]。而在圣學功夫論上，則受陽明“龍場悟道”之啟發，“終日靜坐，默記先圣語言與師說相證發，亦游藝染翰。或對客談詩文。唯意所適，殆無一時不自得”[156]。顯然詩也是發抒心志，批評時政的一種方法。因此郭子章嘗引其《贈汪識環歌》：“慨昔陽明翁，過化此邊疆。崒嵂龍場岡，夙愿終當償。駕言道阻長，吾道歌滄浪。”以為：“其自任良亦不小，豈徒作黔中一詩翁乎哉！”[157]
湯冔在“前三賢”中的位置也很主要，他在潮州郡任上時，“潮于兩廣號劇郡，商旅輳集，稅務猥雜，士年夜夫又好請托，官于其地者多為所撓”[158]。冔至則“裁決如流，稅租紛歧指染”[159]；“縉紳請托不少徇瀆之，再三則糊刺堂壁以愧絕之，人由此銜公”。遂是以為所拒勢家誣告，不幸竟以堂堂正正之身“中飛語歸”。湯氏仕任思親，不獲迎養，乃有“腸斷九回情獨苦，仕逾十載養全貧”之句[160]，全然出于至真之本性，適可見其為官之清廉。而尤要者，詩未必就不克不及傳達心法，彰顯道體，見證悟境，用作教化。誠如陽明所說：“道廣矣年夜矣，文詞技巧于是乎出，而以文詞技巧為者，往道遠矣。”[161]湯氏以平生行事見證陽明“知行合一”之旨，恰是身體力行證道、行道之踐履型人物。他與陳文學之立品處世頗為附近，都是頗能守儒者矩矱的踐行者。
透過以上剖析不難看出，黔中王門地區學派之構成，也可廣義說是整個“黔學之興，實自王文成始”[162]。所謂“黔學”乃特指儒家堂堂正正做人，甚至成圣成賢之學，因此也可說自明以迄清，“三百年來，黔人知圣賢之學者，實自師長教師倡之”[163]。陽明當年曾頗為自負地說：“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164]恰是學派的構成與思惟的傳衍，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人，才幹買通古今的隔閡，見證人的精力的不逝世。
以陽明的系列講學活動為肇端，實踐性地開啟了黔中王學學派。假如考核其前后源流，盡管陳文學、湯冔、葉梧等“前三賢”，較諸后來興起的第二代王門人物，尤其是被郭子章視為理學主要人物的孫應鰲、李渭、馬廷錫等“后三賢”，他們思惟性、學術性的話語言說雖未幾，但陽明心學甚至整個傳統儒學的精義在實踐，任何歷史文明都不克不及缺乏活生生的，以“仁”或“知己”為本體的人的下學上達的現實實踐，而所謂實踐并不離人生當然之理及其應行應為的社會日常生涯，因此他們以身體力行的實踐方法，所發揮的承上啟下的歷史感化仍不成忽視。恰是有鑒于此，清代樸學大師鄒漢勛應貴州巡撫賀長齡之邀，進黔主纂具有“領袖全黔”意義的年夜型志書——《貴陽府志》[165]，便將陳文學、湯冔、馬廷錫、馬云龍、吳淮合為一傳，盛稱：“陳宗魯、湯伯元親炙文成，宗魯得文成之和，兼擅詞章；伯元得文成之正，且有吏治，雖以飛語見責，怙然自退，又何傷哉！”[166]從黔中王門晚期興起的角度看，其評價顯然是合適客觀歷史實際的。
與鄒漢勛高度評價陳、湯二氏，認為其“開黔南學業”的見解類似，黔籍有名學者莫友芝也特別指出：黔中及門學者“爭知求心性，得其傳者首推陳宗魯及師長教師（伯元）。宗魯得陽明之和，師長教師（伯元）得陽明之正。文章吏治，皆有可稱”。從而充足確定“兩師長教師承知己之派以開黔學，豈區區詩文足以重兩師長教師”[167]。具見黔中王門的晚期構成，重要得力于陽明的親炙門生，尤以“前三賢”的貢獻最為凸起，乃是清人的共識。
陽明平生從事心學講學活動，起首發端于黔中，以后隨著其活動范圍及思惟傳播空間的擴年夜，盡管其所“創知己之說，是其識見學力進修所到，非強立標幟以張年夜其門庭”[168]，然門徒仍不斷增多，幾至遍全國。“及其末流，竟慕心法，以頓悟相高，不顧事功。有僅以靜坐調息為王學本領者，又或外以狂逸為高，而身踐蔑棄禮義之事，無所忌憚，是以深為后人詬病。”[169]即便高超卓犖如王艮（字汝止，號心齋），超拔圓融如王畿（字汝中，號龍溪），黃宗羲亦以“躋陽明而為禪”譏評之，更遑論“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170]，雖英勇決斷之精力不克不及不說是愉快，但罔顧現實際遇亦難免繁殖過激弊害，故歷來皆有人視其為“異端”。黃氏的批評不成謂不苛嚴，但即便這般，四庫館臣也仍然認為，其“于王門末流諸人，流于猖獗恣肆者，亦頗為回護。門戶之見，不免難免尚存”[171]。而無論是“得陽明之和”或“得陽明之正”，以清人重漢學而非宋學的立場視之，黔中王門學者能獨得此贊譽，誠非易事。
當然，回到陽明自己，其學上承孔孟，別開六合，最重自得，亦最得儒門之正。所謂：“雜進于禪，殆學文成者之過，非文成之掉也。今以文成之所表著者觀之，學禪者能之耶？且學固欲其通時務、濟變故罷了，如文成者而尚不謂之正學，將必方領矩步、拘墟無用者而后謂之學耶？”[172]以此反觀黔中王學學者，較有代表性者如陳文學、湯冔、葉梧等，均能一本師說，既重踐履，又重氣節，治心功夫愈深，便愈能復歸平實。人品學術，既“和”亦“正”。以“得陽明之和”及“得陽明之正”兩語視之，則非僅示王學后人以中正溫和之規矩，並且也范導了處所習俗風氣的實踐性良善變易。陽明心性知己之學得此數人，遂張年夜旗幟，率先開派于黔中，雖謹守規矩有余，發揮創造缺乏，然導夫先路之功，仍值得充足確定。
繼陳文學、湯冔、葉梧等“前三賢”進陽明之室，“承知己之派以開黔學”后，產生較年夜聲光影響而突起一時者，另有孫應鰲、李渭、馬廷錫等“后三賢”，均無不私淑陽明，實乃王門后學中的“犖犖著者”[173]。“后三賢”較之前輩王門學人更有進處，即不僅各有其思惟性的專門著作，發明心性學問精義頗多，彌補了晚期學者理論建樹單薄的缺乏，反應了黔中王學學術發展成績的完美和成熟，並且門下門生濟濟甚眾，構成了范圍廣袤的地區性心學人才群體，完整能夠躋身全國性名家年夜儒的行列，代表了黔中王學結果積累深入化和精細化的巔峰。黔中王門經過幾代學者的薪火相傳，不克不及不說是“事之后起者，其美出乎前而兼乎前之美”[174]。是時，黔中、楚中、浙中、江右、泰州等分歧地區學派的學者之間，往復交通互動愈加頻繁，聲勢規模亦愈加壯年夜，最凸起者即“文成門生道林蔣信以副使提學貴州，重舉陽明學旨以教諸生，貴陽心庵馬廷錫獨有悟進。清平淮海孫應鰲見知于提學徐樾，即傳陽明、心齋之學，又走桃岡印證于道林。思南同野李渭自傳家學，亦謁道林陳樓上樓下光景。終明之世，吾黔學祖斷以文成為開先”[175]。而陽明教下陳文學、湯冔、葉梧三人親得陽明衣缽，黔中王門學派于焉成立，孫應鰲、李渭、馬廷錫三人揚波助瀾，黔中王門學派亦是以逐漸壯年夜。假如說前者頗有功于陽明，那么后者則“不愧龍場”[176]。黔中王門地區學派的突起興盛和日趨壯年夜，乃是幾代學人配合盡力發展的歷史性結果。
本文系2017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晚明藝術思潮與心學理論研討”（項目同意號：17BA020）階段性結果。
[1] 錢德洪：《答論年譜書》，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577頁。
[2] 郭子章：《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成都：東北路況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第389頁。
[3] 胡直：《太虛軒稿·與唐仁卿書》，《胡直集》，張昭煒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5年，第870頁。
[4] 李贄：《答馬歷山》，《續焚書》卷一，《焚書 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頁。
[5] 黃宗羲：《河東學案上》，《明儒學案》卷七，沈芝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10頁。
[6] 錢德洪：《王陽來歲譜》“正德三年戊辰”條稱陽明“至龍場”，“始悟格物致知”見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5頁。
[7] 王守仁：《朱子暮年定論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90頁。
[8] 羅繞典：《黔南識略·黔南職方紀略》卷三，杜文鐸等點校，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1992年，第300頁。
[9] 王守仁《龍岡謾興五首》云：“投荒萬里進炎州，卻喜官卑得不受拘束。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所謂“得不受拘束”當然與遠離政治斗爭危害漩渦中間有關，但也與擺脫朱子官學無形束縛后的心情密不成分。而“未忘憂”則說明其濟世之心猶在，終為一有家國全國抱負的儒者。見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45頁。
[10] 王士禛：《居易錄》卷二十三，張鼎三點校，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第4131頁。
[11] 張廷玉等：《儒林一》，《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222頁。
[12] 黃宗羲《明儒學案》以地區劃分陽明后學派別，觸及之地區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南方、粵閩、泰州等，唯獨缺一黔中王門，遂使后世學者如容肇祖、嵇文甫、岡田武彥等，或安身于學者成分，或依據思惟傾向，各立坐標，區分學派，討論王門后學思惟變化發展整體情況，均因缺乏一黔中王門學派，而形成觀察判斷上的一年夜盲點，不克不及不說是主要缺掉或遺憾。參見張立文：《王門分撥與黔中王門學派之要義梳理》，《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13] 錢德洪：《舊序·刻文錄敘說》，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頁。
[14] 杜銘《平越衛學記》云：“粵若貴本古炎荒，蕞爾夷區，其類鳥言舌，椎髻卉裳，習尚刀戈，而好勇斗狠。”即可見明代所謂的“夷區”，當然重要指貴州宣慰使司轄地，即今包含龍場在內的黔東南地區，并常與“夷疆”同時混用，但也可用來泛指“華”“夷”雜處的整個貴州。文中所言乃取狹義用法。杜說見沈庠刪正，趙瓚編集：《貴州圖經新志》卷十二，張祥光點校，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2015年，第217頁，另可參閱張廷玉等：《王守仁傳》，《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第5160頁。
[15] 王士性：《東北諸省》，《廣志繹》卷五，呂景琳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34頁。
[16]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志》卷六，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2015年，第275頁。
[17] 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王曉昕、包養網趙平略點校，第1519頁。
[18] 《貴州宣慰司名宦·王守仁》，嘉靖《貴州通志》卷九，第419頁。
[19] 張廷玉等：《王守仁傳》，《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第5160頁；又見夏燮：《明通鑒》卷四十一，沈仲九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427頁。
[20] 王守仁：《傳習錄下》，《王文成公全書》卷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44頁。
[21] 余重耀：《陽明師長教師傳纂卷四》，龔曉康、趙永剛主編：《王陽來歲譜輯存》（二），趙永剛、鐘翌晨點校，貴陽：貴州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第332頁。
[22] 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6頁。
[23] 王守仁：《象祠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24頁。
[24] 陽明在《復唐虞佐書》中，曾引孟子之言：“正人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并云：“不憤不啟者，正人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意天良焉耳。”當一并參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15頁。
[25] 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6頁。
[26] 王守仁：《寓貴詩》，嘉靖《貴州通志》卷三，第118頁。
[27] 施邦曜：《王陽來歲譜》，王守仁原著，施邦曜輯評：《陽明師長教師集要》，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頁。
[28]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5頁。
[29] 引文前句見焦竑：《通奉年夜夫陜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志銘》，《澹園集》卷三十一，李劍雄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83頁；后句則見劉年夜直：《“龍岡書院”進陽明祠詩》，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4頁。
[30] 王守仁：《教條示龍場諸生·立志》，《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120頁。
[31] 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稱陽明“赴龍場時，隨地講授”。施教者既隨地講授，受教者亦必能隨地請正，則如切如磋，必多啟發之語。錢說見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8頁。
[32] 郭子章：《黔記》卷四十二，趙平略點校，第943頁。
[33] 王守仁：《龍場生問答》，《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46頁。
[34] 田雯編：《黔書卷下》，《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羅書勤點校，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1992年，第91頁。
[35] 梁啟超：《德育鑒·知本第三》，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8頁。
[36]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集注集評·傳習錄拾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396頁。
[37] 陳弘謀：《訓俗遺規·王陽明文鈔》，《五種遺規》卷二，蘇麗娟點校，南京：鳳凰出書社，2016年，第233頁。
[38] 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19頁。
[39]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5頁。
[40]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4頁。
[41] 郭子章：《黔記》卷十六，趙平略點校，第410頁。
[42] 王守仁：《龍岡新構》，《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38頁。
[43] 耿定向：《新建侯文成王師長教師世家》，《耿定向集》卷十三，傅秋濤點校，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523頁。又孫奇逢：《王子文成》，《理學宗傳》卷九，萬紅點校，南京：鳳凰出書社，2015年，第147頁。“夷人”作“龍人”，“龍”當指陽明謫居地龍場，則“夷人”必世居龍場，乃當地非漢族裔。
[44] 嘉靖《貴州通志》卷九，第419頁。
[45]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5頁。
[46] 田雯編：《黔書》卷下，《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羅書勤點校，第91頁。
[47] 蔣信：《文明書院記》，《蔣道林文粹》卷四，李道純、蔣信：《李道純集·蔣道林文粹》，張燦輝、劉曉林點校，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122頁。
[48] 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2頁。
[49] 周作楫輯，朱德璲刊：《明總部政績錄·毛科傳》，道光《貴陽府志》卷五十六，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2005年，第1109頁。
[50] 徐節：《文明書院記》，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2頁。
[51] 周作楫輯、朱德璲刊：《明總部政績錄·毛科傳》，道光《貴陽府志》卷五十六，第1109頁。
[52] 王守仁：《外集一》，《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46頁。
[53] 席書：《與王陽明書》，《元山文選》卷五，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第76冊），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第497頁。
[54] 席書：《與王陽明書》，《元山文選》卷五，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第76冊），第497頁。
[55] 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5頁。“武宗時，（書）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後輩，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張廷玉等：《席書傳》，《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第5202頁）當一并參閱。
[56] 謝東山：《送仰齋胡堯時序》，嘉靖《貴州通志》卷十一，第590頁。
[57] 陳田輯：《王守仁》，《明詩紀事》卷十三丁簽，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293頁。
[58] 鄒國彬：《獻征志》，《修文龍岡山重建陽明師長教師祠碑銘》，平易近國《修文縣志稿存》卷六，修文縣處所志辦公室點校，貴陽：修文處所志辦公室，2009年內部點校本，第293頁。
[59] 以上均見席書：《與王陽明書》，《元山文選》卷五，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第76冊），第498頁；又見《藝文·書類》，嘉靖《貴州通志》卷十一，第601頁。
[60] 以上均見王守仁：《重刊文章軌范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03頁。
[61] 席書：《與王陽明書》，《元山文選》卷五，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第76冊），第499頁
[62] 《浙江布政司·名宦·席書》，《年夜明一統志》卷三十八，方志遠等點校，成都：巴蜀書社，2017年，第1858頁。
[63] “陽明師長教師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全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掉其傳。”（黃宗羲：《泰州學案一》，《明儒學案》卷三十三，沈芝盈點校，第703頁）文中之說本此。
[64] 孫熙昌撰，嚴寅亮書：《往思碑》，《貴州碑記》，《嚴修集》附錄二，陳鑫、楊傳慶收拾，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928頁。
[65] 《貴州宣慰司名宦·王守仁》，嘉靖《貴州通志》卷九，第419頁。
[66] 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19頁。
[67] 謝東山：《送仰齋胡堯時序》，嘉靖《貴州通志》卷十一，第590頁。
[68] 郭子章：《黔記》卷四十二，趙平略點校，第946頁。
[69] 陽明《龍岡謾興五首》有句云：“臥龍一往忘新聞，千古龍岡漫著名”；“寄語峰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王守仁：《龍崗謾興五首》，《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45頁）其開始走出政治危害困局的心情，詩句可謂流露無遺。
[70] 胡長新：《獻征志》，《訪王文成玩易窩》，平易近國《修文縣志稿存》卷六，修文縣處所志辦公室點校，第299頁。
[71] 以上均見李贄：《席書》，《續焚書》卷三，《焚書 續焚書》，第87頁。
[72] 李贄：《太傅席文襄公》，《續躲書》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05頁。
[73] 傅振照：《李慈銘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75頁。
[74] 張廷玉等：《席書傳》，《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第5202頁。
[75] 萬歷《貴州通志》卷四，貴陽：貴州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第81頁。
[76] 王守仁：《祭元山席尚書文》，《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107頁。
[77] 李贄：《太傅席文襄公》，《續躲書》卷十二，第808—809頁。
[78] 王守仁：《與席元山》，《王文成公全書》卷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18頁。
[79] 萬歷《貴州通志》卷二，第34頁。
[80] 錢德洪《年譜》稱陽明滁州督馬政時，“地僻官閑，日與門人游遨瑯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又其《刻文錄敘說》則謂陽明返鄉居越后：包養網排名“每臨席，諸生前后擺佈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較諸黔中聚講規模，可謂旗鼓相當。分見《王文成公全書》第1405頁、第12頁。
[81] 劉師培曾明確指出：“到了滿清，不許讀書人講學，所以教導一門，就衰的了不起。”全國這般，貴州亦無破例。（劉師培：《劉申叔遺書補遺》，萬仕國輯校，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第273頁）
[82] 郭子章：《黔記》卷三十九，趙平略點校，第874頁。
[83] 萬歷《貴州通志》卷四，第81頁。
[84] “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歟。矜其創獲，標異儒先，卒為學者譏。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于媢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克不及以功多為諱矣。”（張廷玉等：《冀元亨傳》，《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第5170頁）是說雖未必持平公允，然亦可見陽明平生多講學。
[85]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5頁。
[86] 王守仁：《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56頁。
[87] 王守仁：《木閣道中雪詩》，《王文成包養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49頁。
[88] 孫奇逢：《王子文成》，《理學宗傳》卷九，萬紅點校，第147頁。
[89] 張新平易近：《論王陽明實踐哲學的精義：以“龍場悟道”及心學的發生學構成過程為中間》，《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
[90] 錢德洪：《舊序·刻文錄敘說》，王守仁：《包養網王文成公全書》，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9頁。
[91] 郭子章：《黔記》卷四十五，趙平略點校，第981頁。
[92] 余重耀：《陽明門生傳纂補遺》卷四，龔曉康、趙永剛主編：《陽明師長教師年譜輯存》（二），趙永剛、鐘翌晨點校，第389頁。按“湯冔”，原誤作“湯哻”，已據《年譜》改。
[93] 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19頁。
[94] 王杏：《陽明書院》，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5頁。
[95] 徐愛：《贈臨清掌教友人李良臣》，《橫山遺集》，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明編校收拾，南京：鳳凰出書社，2007年，第7頁。
[96] 孫奇逢：《徐曰仁愛》，《理學宗傳》卷二十一，萬紅點校，第352頁。
[97] 王宗沐：《陽明師長教師圖譜序》，馮夢龍、鄒守益：《王陽明圖傳》附錄二，張昭煒編注，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7年，第226頁。
[98] 有關陽明信函真跡原件的流傳經過、文字連結分合及題名等問題，閆平常《〈鎮遠旅邸書札〉考辨》一文，考證最精，亦最當參閱。閆文見張新平易近主編《陽明學刊》2016年第8輯。
[99] 王守仁：《明王文成倪文正尺牘真跡卷》，《岳雪樓書畫錄》卷四，顧文彬、孔廣陶：《過云樓書畫記·岳雪樓書畫錄》，柳向春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1年，第502—503頁；又見高野侯編：《古今尺牘墨跡年夜觀》（第2輯），武漢：湖北美術出書社，2013年，第34—42頁，叧可參閱劉咸圻：《推十書》增補全本丙輯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2009年，第1337—1338頁。按手跡原件無標題，孔、高二氏著錄時，亦無識語後記。古人束景南、查明輯編之《王陽明選集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6年，第33—34頁）遂將其割裂為三篇進錄，并題名為《與貴陽書院諸生書》，“貴陽書院”當系“文明書院”之誤。而今本《王陽明選集》卷三十二《補錄》（浙江古籍出書社，2010年新編本，第5冊，第1576頁、1579頁）亦將是函析分為二，一題作《與惟善書》，一題作《鎮速旅邸書札》，似亦歉妥。實則三篇共為一札，均當共稱為《與惟善書》。
[100] 王守仁：《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239頁。
[101] 宋人歐陽修稱：“其親授業者為門生，轉相傳授者為門生。”古人或據此以作陽明傳下門生與門生之別。然歐陽氏茲說，后人多已質疑辨誤。例如，清儒鄭珍即云：“《論語》記孔子言行，其或謂‘門門生’，或謂‘門人’，皆孔子之門生也。’”則門生、門生，原皆門人之稱。歐陽氏之說見《后漢孔宙碑陰題名》，《歐陽修選集》卷一百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092頁；鄭氏之說則見《駁朱竹垞〈孔子門人考〉》，《巢經巢文集》卷一，《鄭珍選集》（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2年，第416頁。
[102] “萬歷十三年八月丙申”條，《明神宗實錄》卷五百三十五包養平台推薦，臺北：“中心研討院”史語所，1966年，第8頁。
[103] 尹守衡：《守令列傳能吏·朱光霽傳》，《皇明史稿》卷一百，明崇禎年間刻本，第22頁。
[104] 鄒應龍纂：隆慶《云南通志》卷十一，平易近國二十三年龍氏重印本，第37頁。
[105] 王守仁：《重建月潭寺建公館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27頁。
[106] 王守仁：《贈朱克明南歸言》，《蒙化府志》卷六，《云南年夜理文包養網史資料選輯》，年夜理：年夜理白族自治州文明局，1983年，第290頁；又見《巍山朱氏歷代宗支族譜》，楊世鈺、趙寅松主編：《年夜理叢書·族譜篇》卷包養行情二，昆明：云南平易近族出書社，2009年，第722頁。該文《王文成公全書》掉收。
[107] 許宗魯：《方茅翁朱老師長教師宗支譜序》，楊世鈺、趙寅松主編：《年夜理叢書·族譜篇》卷二，第718頁。
[108] 劉文征：《官師志·羅汝芳傳》，劉文征纂修：天啟《滇志》卷一十，清鈔本，第79頁。
[109] “陽明王子當明中葉，遷謫龍場，驗征其學，宏敷教義，知己之說，遂闡于東北萬山間，而年夜播乎斯世。”（《人物志》，平易近國《修文縣志稿存》卷八，第313頁）說雖略顯夸張，然仍可參閱。
[110] 王守仁：《重刊文章軌范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03頁。
[111] 席書：《元山文選》，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第76冊），第498—499頁。
[112] 王守仁：《傳習錄上》，《王文成公全書》卷一，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7頁。
[113] 徐愛：《贈臨清掌教友人李良臣》，《橫山集》，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明編校收拾，第7頁。
[114] 錢德洪：《王陽來歲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7頁。
[115] 莫友芝：《太守湯伯元師長教師冔傳證》，《黔詩紀略》卷三，《莫友芝選集》（第9冊），張劍、張燕嬰收拾，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57頁。
[116] 有明一代之貴州布政使司、宣慰使司衙門均同駐貴陽府城，貴州衛、貴州前衛治事之署，亦設于貴陽府城區。故明清兩代之黔處所志，言及王門后學及其他耆舊人物里貫，或稱貴州宣慰司人，或省作宣慰司人，或稱貴州衛人，或稱貴州前衛人，均今貴陽人。又古人言及明代之龍場，常常徑稱“修文龍場”，然是時龍場乃宣慰司轄地，非僅未設國家軍事衛所，即修文之名亦未見。當地之建縣，當在平播、平水西之后，是時先在龍場驛舊境建城設敷勇衛，后又于康熙二十六年改衛設修文縣。故凡云明代史事，而稱“修文龍場”者，皆以后代前，有掉輕率。（參見《人物志·馬廷錫傳》，平易近國《修文縣志稿存》卷八，第316頁）
[117] 莫友芝：《太守湯伯元師長教師冔傳證》，《黔詩紀略》卷三，《莫友包養芝選集》（第1冊），張劍、張燕嬰收拾，第157頁。
[118] 王守仁：《贈陳宗魯》，《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239頁。
[119] 王守仁：《文錄四·別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78頁。
[120] 郭子章：《鄉賢列傳四·耀州知州陳文學傳》，《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21] 《鄉賢·貴陽府·湯冔傳》，《貴州通志》卷二十八，清乾隆六年刻、嘉慶修補本，第4頁。
[122] 《明耆舊傳一·明陳湯二馬吳傳第三》，道光《貴陽府志》卷七十三，第1296頁。
[123] 莫友芝：《書序·雪鴻堂詩搜逸序》，《郘亭文集》卷二，《莫友芝選集》（第8冊），張劍、張燕嬰收拾，第41頁。
[124] 郭子章：《鄉賢列傳三·潮州知府湯冔傳》，《黔記》卷四十六，趙平略點校，第989頁。
[125] 王守仁：《書類·寄葉子蒼》，《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卷一，張新平易近審定，貴陽：孔學堂書局，2020年，第143—144頁。
[126] 《官師志·葉梧傳》，《新化縣志》卷十五，清同治十一年刊本，第6—7頁。
[包養127] 王守仁：《傳習錄中·答聶文蔚》，《王文成公全書》卷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98頁。
[128] 王守仁：《藝文志·贈朱克明南歸言》，《蒙化府志》卷六，蔣旭修、陳金玨纂，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第33頁；又見楊世鈺、趙寅松：《巍山朱氏歷代宗支族譜》，《年夜理叢書·族譜篇》卷二，第722頁。
[129] 王守仁：《續編一·教條示龍場諸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120—1123頁。
[130] 康有為：包養網《雍也》，《論語注》卷六，樓宇烈收拾，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72頁。
[131] 以上均見王守仁：《藝文志·贈朱克明南歸言》，《蒙化府志》卷六，蔣旭修、陳金玨纂，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第33頁；又見楊世鈺、趙寅松：《巍山朱氏歷代宗支族譜》，《年夜理叢書·族譜篇》卷二，第722頁。
[132] 鄒元標：《江右王門學案八·忠介鄒南皋師長教師元標》，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十三，第539頁。
[133] 王守仁：《明王文成倪文正尺牘真跡卷》，《岳雪樓書畫錄》卷四，顧文彬、孔廣陶：《過云樓書畫記·岳雪樓書畫錄》，柳向春校點，第503頁。
[134] 王杏：《書文錄續編后》，王陽明：《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張新平易近審定，第489頁。
[135] 郭子章：《藝文志下·居夷集條》，《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74頁。
[136] 參見張新平易近：《貴州處所志考稿》，根特：根特年夜學出書社，1993年，第5—9頁。
[137] 章學誠：《修志十議》，葉長青：《文史通義注》，張京華點校，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第898頁。
[138] 《遷謫·貴州布政司宣慰司·王守仁》，嘉靖《貴州通志》卷十，第467頁。
[139] 古人束景南所撰《陽明年夜傳：“心”的救贖之路》（上海：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第452頁），認為陽明所謂“區區欲刊一小書”，乃是“指《五經臆說》。《五經臆說》作為龍場之悟后的第一書（始筆），陽明在當時還長短常重視的，他已經準備好梨木板，預計刊刻成書，起首用于貴陽文明書院”。然據《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五經臆說十三條》（第1123頁），可識《五經臆說》一書，陽明從不輕易示人，并云“付秦火久矣”，顯然無論晚期早期，始終未予重視。今僅就錢德洪“偶于廢稿中”所得，尚見存于《居夷集》之十三條文字觀之，明人王廷相在《與趙侍御世胤》中（《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99頁），便認為此中“春王正月之論，甚正甚的，非后儒駁僻之說”。據此則不克不及不追問，何故陽明“閱十有玄月”嘔心瀝血始成之作，竟要付之一炬，必自行焚棄而后快？《五經臆說》凡四十六卷，篇幅這般繁雜，以陽明居黔期間之人生經歷、活動內容等等推之，殊難及時完成。何況較諸《五經臆說》之從未單刻，《居夷集》單刻時間甚早。故陽明之說未必真，錢氏之說亦不成信。居黔生涯乃陽明最寶貴之人生經歷，所謂“小書”必指《居夷集》無疑。束氏之說，似嫌武斷。
[140] 馮成能：《藝文志·陽明書院落成會記》，嘉靖《貴州通志》卷二十一，貴陽：貴州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第400頁。
[141] 張新平易近：《明代黔中地區陽明文獻的刊刻與傳播：以嘉靖貴陽本〈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為中間的研討》，《孔學堂》2020年第3期。
[142] 王杏：《書文錄續編后》，王陽明：《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張新平易近審定，第485頁。
[143] 王杏：《書文錄續編后》，王陽明：《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張新平易近審定，第485頁。
[144] 《藝文志》，萬歷《貴州通志》卷二十四，第520頁。
[145] 王杏：《書文錄續編后》，王陽明：《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張新平易近審定，第488頁。
[146] 張新平易近：《明代黔中地區陽明文獻的刊刻與傳播：以嘉靖貴陽本〈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為中間的研討》，《孔學堂》2020年第3期。
[147] 陳文學：《歌龍岡書院詩》，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5頁。
[148] 王杏：《書文錄續編后》，王陽明：《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張新平易近審定，第485—486頁。
[149] 王守仁：《寄貴陽諸生》，《新刊陽明師長教師文錄續編》，張新平易近審定，第113頁。
[150] 陳文學：《鄉賢傳·耀州知州陳文學傳·借陽明集》，郭子章：《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51] 王杏：《陽包養行情明書院》，嘉靖《貴州通志》卷六，第275頁。
[152] 陳文學詩的《鴉關使節詩》有句云：“當寧思平易近瘼，觀風走使星。”便反應了黔中王門學者的平易近生關懷。見《藝文·詩類》，嘉靖《貴州通志》卷十一，第527頁。
[153] 劉秉仁：《藝文志·畢節衛新遷儒學記》，萬歷《貴州通志》卷二十一，第394頁。
[154] 邵元善：《藝文志·陳耀州詩集·陳耀州詩集序》，郭子章：《黔記》卷十一，趙平略點校，第382頁。
[155] 郭子章：《鄉賢列傳四·耀州知州陳文學傳》，《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56] 莫友芝：《太守湯伯元師長教師冔傳證》，黎北勛采詩，莫友芝傳證：《黔詩紀略》卷三，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2017年，第157頁；另可參閱《明耆舊傳·陳文學傳》，周作楫輯，朱德璲刊：道光《貴陽府志》卷七十，第1295頁。
[157] 郭子章：《鄉賢列傳四·耀州知州陳文學傳》，《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58] 《明耆舊傳·湯冔傳》，道光《貴陽府志》卷七十，第1296頁。
[159] 《鄉賢·湯冔傳》，乾隆《貴州通志》卷二十八，清乾隆六年、刻嘉慶修補本，第4頁。
[160] 以上均見郭子章：《鄉賢列傳三·潮州知府湯冔傳》，《黔記》卷四十六，趙平略點校，第989頁。
[161] 王守仁：《文錄四·送宗伯喬白巖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76頁。
[162] 翁同書：《敘》，道光《貴陽府志》卷首，第3頁。
[163] 張轄：《新建陽明祠記》，貴陽市志編纂委員會編：《貴陽市志·文物志》，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1993年，第157頁。
[164] 王守仁：《夜宿汪氏園詩》，《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51頁。
[165] 賀長齡：《序》，道光《貴陽府志》卷首，第1頁。
[166] 周作楫輯，朱德璲刊：《明耆舊傳·陳湯·二馬·吳合傳·論贊》，道光《貴陽府志》卷七十，第1297頁。
[167] 以上均見莫友芝：《太守湯伯元師長教師冔傳證》，《黔詩紀略》卷三，《莫友芝選集》（第9冊），張劍、張燕嬰收拾，第156—157頁。
[168] 袾宏：《竹窗隨筆·知己》，心舉點校，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3年，第28頁。
[169] 謝無量：《中國哲學史》，《謝無量文集》（第2卷），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第460頁。
[170] 黃宗羲：《泰州學案一》，《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沈芝盈點校，第703頁。
[171] 沈佳：“史部傳記類《明儒言行錄》”，永瑢、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28頁。
[172] 翁同書：《敘》，道光《貴陽府志》卷首，第3頁。
[173] 郭子章：《藝文志下·黔臺校藝錄序》，《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89頁。
[174] 邵懿辰：《半巖廬遺集·儀宋堂記》，清光緒三十四年邵章刻本；又見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二百〇四，《諸儒學案·邵師長教師懿辰》，沈芝盈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7943頁。
[175] 陳田輯：《王守仁》，《明詩紀事》卷十三，第11頁。
[176] 郭子章：《玭衣生曰》，《鄉賢列傳二·孫應鰲、李渭、馬廷錫傳》，《黔記》卷四十五，趙平略點校，第9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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